如何看待婚姻生活中的传统文化？

上班之余，倘有闲暇 ，我常去一个教会听道 。牧师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
，穿着朴素，面容亲和
。他的母亲和妻子就在听道的人中。妻子带着几个月的一个宝宝 ，从没见妻子把孩子丢给婆婆
，婆婆就在一旁安安静静地听儿子讲道 。那天的道，我记忆很深刻
。一个人长大 ，离开父母，与妻子连合
，二人成为一体。就表示你经济要独立，生活要独立 。有自己解决夫妻之间矛盾的能力 ，有照看抚养孩子的能力
，不要什么事再把父母牵扯进来。儿女是你自己的产业，父母已完成抚养你的任务 ，你要做的是怎样回报父母
，你要使生养你的欢喜快乐
。婚姻是神圣的，人人当尊重 ，床不可污秽。这是圣经里表述的意思 。

来看看我们中国年轻人在婚姻里生活的状况吧
。尤其农村。

结了婚
，不做饭，无论日常还是年节 ，都是公公婆婆在忙
，或岳父岳母在忙 。儿子媳妇玩手机，吃饭都要等着叫
。日常吃喝花销 ，也是父母掏腰包，能赏给父母俩钱的少之又少。

有了孩子的
，上班让婆婆带，不上班的也要婆婆带 。有的婆婆日夜守后 ，累得够呛
，大话不敢说，说了婆媳大战 ，婆婆大逆不道
。能过过
，不能过离，这是媳妇的口头禅。儿子唯唯诺诺 ，大话不敢说
，但凡听母亲一句，完 ，你是妈宝男 。

这我只说的冰山一角
，总之在现在处境下，中国当婆婆的难 ，真难！

为什么造成这样景况呢？

一:传统的家庭婚姻生活观被漠视或全盘否定
。我们传统文化里，夫妻相敬如宾
，举案齐眉，孝敬公婆 ，和睦妯娌
，相夫教子等等，很多年轻人世界观里这是封建糟粕 ，全盘否定。很多电视剧里经常上演婆媳斗
，媳妇对婆婆出言不敬，针锋相对 。也不知道电视剧要表达什么 ，引领什么
，这要让家家内斗吗？

二:新的家庭婚姻观没有被建立。孩子们处于无知状态，有的从婚姻法得之一二 ，那也是被片面理解
，或断章取义
。所以，孩子们行起事来 ，没有标准，由着性子来。那片面理解的更甚
，拿不是当理说 。

我比较认同圣经的观点，看牧者一家的生活真感到羡慕
。母象母 ，子象子
，妻象妻，关健是谁都觉得不委屈。

你在婚姻生活中是怎样的？我们婚姻生活中的传统文化要不要继承？

传统文化伦理道德中杂芜与精华并存 ，请举例说明

听了著名科学家潘宗光教授在上海玉佛禅寺题为“逆境与超越——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 ”主题讲座
，学会了透过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去面对逆境 。

? 在讲座中，潘宗光教授首先通过几个案例 ，简要介绍了逆境的含义
。人生不如意者十之八九
，在人生的不同阶段，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逆境。但面对逆境时应该怎么办？潘宗光教授为大家分别分享了中国传统文化中 ，儒、道 、释三家对待逆境
、顺境的态度
，并通过一个个案例，教我们如何通过这些传统文化中的智慧去面对逆境 。

　潘教授说 ，儒家视逆境为一种锻炼，是坚毅心境的“磨刀石
”
，所以孟子有“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将苦其心志 ，劳其筋骨
，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行拂乱其所为
，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的言论
。而我们在逆境中 ，要时时保持客观
，不受处境支配，有勇气去面对、接受它 ，把逆境当成是一种磨炼
，从而不断完善自我。

而道家则认为，顺境 、逆境相辅相依 ，是可以相互转化的，“祸兮福之所倚
，福兮祸之所伏 ” 。因此我们在面对人生的境遇时，要懂得“塞翁失马 ，焉知非福
”的道理
，顺境时不要掉以轻心，将来可能会有更大的挑战；逆境时要有勇气 ，认识自己的才能
，也认识到自己的局限，然后予以超越 ，把逆境变成机遇
。

　佛家把逆境看成是“苦”
，认为人生皆苦，但我们不能因为苦而消极 ，更应该去精进
，积极寻求解脱苦的方法。潘宗光教授认为，面对逆境时 ，可以运用佛家“苦
、集、灭 、道 ”四圣谛来解决问题 。首先，要有勇气、有信心面对出现的逆境和问题
，不怨天尤人
、逃避问题；其次，找出问题的主要原因和条件；第三 ，针对原因
，制定解决问题达成的目标；最后，制定和执行解决问题的方法 ，最终实现自我。

　潘宗光教授认为
，逆境，只是一种处境 ，并不是心境
，而超越逆境就在于用什么心境去看待逆境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儒、道 、释三家都注重心境锻炼 ，培养个人的内心修养
，让我们在顺境
、逆境中都保持客观、冷静。

逆境不是危机，而是契机 。讲座最后 ，潘宗光教授，通过“心境定境”的方法
，告诉我们，面对逆境时 ，要认清自己的处境
，运用儒家 、道家
、佛家等传统文化的智慧，不断锻炼心境、行为 、修养 ，做自己生命的建筑师
，最终自我完善，成就事业
。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伦理型文化。自近代以来 ,传统伦理的反思就此成为持续讨论的热点 。但是 ,对传统伦理的单纯礼赞和轻率拒斥 ,妨碍人们建立起传统伦理反思的确当问题意识
。因此本文强调建立起这种问题意识的四个前提 :告别二元对峙思路 ;告别单纯的思想史定位 ;告别描述性的研究方法 ;告别与伦理实践相疏离的玄思方式。进而以六大问题支撑起这种反思的合理性 :凸显传统伦理的结构特点 ;比较中西伦理的异同 ;勾勒传统伦理反思方法 ;刻画伦理—社会互动情形 ;寻求现代伦理理论建构 ;摸索现代伦理实践方式 。

近代以来 ,传统文化的命运成为一个中国人必须面对的思想文化难题
。这是因为 ,近代中国社会遭遇了整体的文化困境 :传统文化在自己的整合方式难以发挥社会功能的条件下 ,日益面临一个自我秩序崩解的危险。近代中国社会的人心秩序与社会秩序 ,已经无法在既

定的传统文化范式内加以整合了 。另一方面 ,自有源头 ,并且自有承传的西方文化价值理念与制度安排
、生活方式 ,展现着不同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强大魅力 ,而且挟其经济实力与政治强权 ,硬性楔入近代中国社会生活各个领域
。这就带给中国社会以完全不同的两种社会模式。而且 ,从两种社会生活模式的类型来讲 ,具有内在的相斥性 。这就注定了选择其中一种生活模式 ,就必须放弃另一种生活模式。于是 ,从近代中国以来 ,所谓传统与现代的“冲突
”就此形成一种僵化性的文化格局
。这种社会文化格局 ,造就了相应的思想文化格局。如果说系统描述这种思想文化格局 ,不是某个具体从事思想史研究的学者所可以完成的事情 ,而决定性地只能容许他从某个具体的角度去把握这一思想格局的话 ,那么 ,选取伦理道德的视角观察这一格局的情况 ,是一个可以将整体情况收摄于“一斑”的最好视角 。因为 ,中国传统文化乃是一种伦理型的文化
。这一见解 ,是获得了学术界的基本认同的。对此 ,可以从三个方面得到印证 :第一 ,就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讲 ,伦理道德构成了它的内涵 。表现儒家道德理想主义的三纲八目、体现儒家伦理中心主义的三纲五常 ,在古典社会时段 ,发挥着整合中国人人心秩序与社会秩序的两相关联的作用
。而进入近代社会 ,人们试图告别古典历史 ,也恰恰是从“吾人之最后觉悟是伦理的觉悟 ”这一角度来诀别传统文化的。这两个方面正好从正反两面 ,证明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结构的特质所在 。第二 ,就中国传统的制度安排来讲 ,伦理化是其基本取向
。政治上的宗法制度 、经济上的均平格局
、法律的儒家化教育的忠诚至上等等制度取向 ,都以其伦理化来显示出它们的制度特质。假如从制度运作的过程来看 ,在制度安排的起点上 ,伦理动机决定着制度机制 ;在制度运作的实际过程中 ,人们的伦理境况则是制度功能得以发生、制度有效性得以保证 、制度本身的状态可以调整的依据 ;在制度运作的绩效评价上 ,则也是以制度的伦理后果来作为评价的基础的 。假如制度安排的后果是人们在伦理上所难以接受的 ,那么它就必然不是一种好制度 (比如 ,由此古典中国人排斥了竞争 ),假如制度安排的后果是人们在伦理上乐于见到的境况 ,那么它就是值得继续施行的一定之规 (比如 ,由此中国人养成了均等的心灵习性&nb sp;)
。第三 ,就中国传统的社会生活实际状态而言 ,伦理道德也成为一种支配性的力量。人们的日常思想与行为方式 ,都是由伦理关系所决定的 。就宗法社会讲 ,齿序具有决定的作用。就人际关系调节言 ,中庸起着基本的指挥作用
。就解决冲突的方式看 ,无讼成为人们追求的境界。就理想的社会状态说 ,大同是为人们认同的目标 。这些都是伦理性的东西.

这种伦理性的文化 ,在古典社会的范围内 ,与古典社会和现代社会交替的边缘状态上 ,发挥作用的方式具有重大差异
。如果说在前者言 ,它还不能说是完全适应的话 ,起码也是基本协调的。但是就后者讲 ,它则是完全无法给与社会运动过程以引力的了 。就这种文化事实而言 ,人们早已经是不否认的了
。

然而 ,复杂的是 ,这里涉及到的是一个微妙的价值判断、价值选择与价值认同问题。价值选择的公共性较弱 ,个体性特点较强 。换言之 ,价值问题上的分歧 ,较之事实上的认知 ,分歧会更大
。而且 ,价值问题是一个可以脱开现实世界 ,在精神世界独立运作的思想领域。因此 ,某种价值主张完全可以以某种个人偏好为支撑
、或以某种群体心理为支持 。在事实与价值之间 ,寻求到相对的一致性 ,则是凸显价值认同引导现实认知之路的要求
。

这是一个价值难题。围绕这一价值难题 ,近代中国逐渐形成了尖锐对立的两种断定传统文化近代命运 ,以及以儒家伦理为中心的传统伦理近代命运的判断 :否定传统文化的近代功用者 ,吁求人们的“伦理觉悟
” ,形成所谓全盘反传统主义的思路 。肯定传统文化的近代作用者 ,呼吁人们看到“花果飘零”之后的“灵根自植 ”事实 ,从而对于传统中的近代因素进行耙梳 ,以便接通传统与近代联系的血脉。在两者相互的衡量中 ,前者视后者为不可救药的保守分子
。后者视前者为数典忘祖的激进人物。而在两者的思想学术努力中 ,前者将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伦理视为将一切社会要素化约为伦理的简化思维 ,从而将这种基础上形成的伦理中心主义思维 ,视为传统文化的基本思维定势 ,请求人们在现代背景下将之弃置不用 。后者则认为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伦理思想与行为抉择方式 ,恰好体现了现代社会中仍然期许的道德理想主义特质
。而这是现代社会生活中所不可匮缺的东西。因此 ,传统伦理的处境 ,不能简单化为一个否定传统、抛弃传统的问题 ,而是要致力于将传统中具有时代价值的东西尽力挖掘出来 ,为当下社会伦理道德建设所用 .

两者处于鲜明的对峙状态 。就分析的角度来看 ,二者各据其理
。从反对传统的理论立场来讲 ,假如他们是站在传统与现代的类型差异的视角看问题的 ,那么 ,他们可以在这种事实差异的基础上 ,找到自己观点的有力根据。因为 ,不论你在何种理论角度看问题 ,中国古典传统与西方现代社会 ,都是两种类型的社会 ,那些具体要素上的类同性 ,与类型上的差异性比较起来 ,都是可以忽略的 。而且 ,不论你在何种心理状态的支配下看问题 ,你都会对传统本身在明清以降的内在动力的匮乏 ,感觉到一种“自己不争气
”的晦气 ,反传统者自不用说 ,即使是现代新儒家 ,也对“花果飘零”痛心疾首
。另外 ,不论你在何种意欲的理论预构引导下看问题 ,你都会在离开传统的既有思路上去讨论足以“结合 ”古典传统与现代精神的“新型
”思想问题。

从支持传统的理论立场讨论 ,假如他们是站在传统与现代的要素关联性上看问题的 ,那么 ,他们就可以在这种事实联系的基础上 ,提供给自己观点以多种支持 。因为 ,即使你强调传统与现代的类型差异 ,但是 ,历史从来不是运行在完全中断的基础上的 ,因此历史的连接 ,总是一个历史的实际
。这就为人们在文化传统的价值基点上 ,寻找自己文化发展的动力提供了支持理由。而且 ,不论是中国历史 ,还是西方历史 ,又总是在文化交流的基础上 ,通过文化资源的互相借取 ,来为自己文化提供发展养分的 。因此 ,绝对没有一个民族在完全远离其他民族的思想文化资源的情况下 ,独立地开掘出一条文化发展之路。由于对于现代西方文化来讲 ,中国古典文化的启发性贡献是不容忽视的 ,因此 ,中国文化的现代价值 ,也是不容抹杀的
。但是 ,就综合的角度看这一问题 ,则会有不同的结论.

姑且不说二者站在对立的立场上对于传统命运得出的相反对的结论。同时 ,也不论二者对于传统文化发展前景的设计多么具有吸引力 ,仅就二者的思路和结论来看 ,就存在可以改进的地方 。其一 ,在问题意识上 ,二者仅仅依据于社会原生问题的各一个方面立论 ,对于中国问题的连动机制 ,掉以轻心了
。其二 ,在问题陈述上 ,也都只是对于中国传统命运这一个问题的两面 (现代有效性与时代失效性 ),各占据一个方面的事实依据。其三 ,在价值主张上 ,各自也是在自己的价值立场上 ,声言自己立场的合理性 ,对于对方的价值立场缺乏起码的尊重 ,因此对于相互间共同分享的价值资源忽视了 。其四 ,在解决传统伦理的出路问题上 ,各自都在自己封闭的思路寻求“出路”
。保守传统 (以儒家为核心 )价值者以为传统本身就可以为我们走出近代以来的文化困境提供一切药方。反对传统 (也以儒家为核心 )价值者则以为传统构成了我们走向现代的障碍 ,于是以告别传统为走进现代的前提 。其实 ,就文化的当下发展来讲 ,传统自身的处境并不是一个真实的现代出路问题
。在问题的确认上面 ,? 叨加幸晕蔽侍馕 ⒙刍 〉南右伞?/P>

为此 ,在展开对于传统文化 、传统伦理现代处境问题的论述之前 ,需要先行确立起几个论说问题的原则 :

第一 ,告别二元对峙的处理传统命运的方法。一方面 ,绝对不单纯站在具有永恒价值的道德理想主义的视角 ,来为以儒家价值为核心的传统伦理体系进行辩护 。另一方面 ,也绝对不站在需要扬弃的伦理中心主义的视角 ,去为全盘反传统主义进行论证
。而是走出这种各据传统之一个方面的内涵 ,而各阐其说的理论困境。将道德理想主义与伦理中心主义视为传统 (儒家 )伦理两个难以割离的层面 ,将传统做整体观 。这样 ,可以保证我们不至于在割裂传统结构的基础上 ,对于传统进行不可靠的问题讨论与价值抉择。

第二 ,告别基于学理要求的伦理学思想史讨论的学术定位
。这样 ,就可以避免在学理的僵化逻辑进路上 ,对于问题的丰富蕴涵加以撇除 ,而集中于论述者关注的或辩护
、或拒斥的一个或几个价值兴奋点上面。从而对于原教旨主义基点上的思想史阐释方式 ,予以回绝 ;同时 ,对于反传统主义基点上的思想史裁量方式 ,加以扬弃 。在此基础上 ,对于传统伦理、尤其是儒家伦理 ,作合乎其历史面目的理论审查
。在理论逻辑思量的同时 ,对其作实践逻辑的同情性了解 ,使传统伦理的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不至于割离 ,由此获得具有真实性保障的理解.

第三 ,告别那种专注于对传统 、传统伦理与儒家伦理的系统描述方式。从而 ,对于传统中与现代关联紧密的问题 ,做突破性的思考 。这就要求我们对于传统伦理中 ,对现代中国人的伦理思维与行为的伦理抉择发生着影响的观念与行为导向 ,进行聚焦式的审查
。而这类问题 ,大致有 :传统伦理的构成状况究竟是如何的 ,传统伦理的类型特征实际是怎样的 ,中国传统伦理与西方伦理的传统与现代构成的异同如何 ,在“现代 ”的变迁条件下 ,传统伦理的处境怎样 ,传统伦理的现代理论境遇与实践际遇如何 ?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 ,比之于延续了近一个世纪的描述传统伦理的学术取向 ,更有利于我们进入传统的堂奥 ,并携带传统宝贵遗产 ,走进现代的大门。

第四 ,告别那种脱离现实伦理生活关联着的伦理学问题的玄虚的致思方式 。就此而言 ,就可以期望在论述传统伦理的现代处境问题时 ,从现实的伦理生活要求这个伦理学致思的最强有力的基点上 ,去考虑问题的真实性与可靠性
、针对性和有效性、理论性与实践性诸方面关联着问题省思的方方面面
。于是 ,当代中国的道德失序与道德秩序重建要求 ,就此成为我们反省传统 、传统伦理
、传统儒家伦理的理论问题与实践处境的背景条件。由此 ,问题就引向了讨论传统伦理的时代感维度 。这就使得当下伦理生活的问题 ,可以既在传统中寻找它的源头 ,又可以在传统中寻思它的解决之道
。但是 ,在此传统绝对不构成我们思考现代的轴心。

确认了这些原则 ,则讨论传统伦理问题的问题思路就凸现出来了一者 ,确立讨论传统伦理的理论出发点 。这个出发点就是传统伦理的核心组成部分———儒家伦理的结构分析问题。长期以来 ,反传统主义者将这一结构中与传统政治直接关联在一起的、令人反感的伦理中心主义加以放大 ,以此作为否定传统伦理价值的依据
。而保守主义者则又将其中的 、与古典社会伦理道德生活的常态相吻合的道德理想主义加以扩展 ,以此作为为传统伦理的现代转进的理论努力的根据。其实 ,分析起来 ,道德理想主义与伦理中心主义正是构成传统 (儒家 )伦理的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 。一旦割裂 ,传统就会变成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女孩
”了
。只有从这两个方面同时入手 ,才能理解作为古典规范伦理体系的儒家伦理 ,缘何既可以提供一个调整社会生活的普适规范 ,又可以提供一个个人道德修养的指南原因。儒家有关于良心的论说 ,是因应于后者的论说 。而儒家关于忠诚的言述 ,则是关于前者的社会伦理陈述
。就此而言 ,儒家伦理绝对不可能是时下一些论者所认定的
、在现代社会可以直接发挥管理功能的管理伦理学 ,而只能是古典意义上的规范伦理学.

二者 ,在确认了传统伦理的结构特征之后 ,我们需要对于传统伦理显现出自己的结构特征的外部条件加以分析了解。在比较伦理学的视野中 ,中国传统伦理与西方现代伦理的结构性差异 ,是最为显明的 。之所以要对这两种伦理体系加以比较 ,不是因为一些论者认为的我们中国人近代以来形成的所谓“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思维定势
。而是因为 ,这一方面是取决于传统伦理的结构背景与西方伦理的结构背景 ,正好构成一个相互对应性的参照架构从比较方法学的角度讲 ,这样最有利于说明具有差异的两者之发生差异的原因 ,以及这种差异显示出的两者各自的独特性征。另一方面 ,则是因为伦理学在其自身的延伸逻辑上 ,构成了体系化论说而又具有比较价值的伦理学传统 ,就是中国与西方的伦理学两种传统 。再一方面 ,则是由于中国与西方自近代以来的文化冲突 ,构成为 1 7世纪资本主义发展以来 ,最为剧烈、而又最为具有跨文化传统研究价值的现代文化问题
。传统伦理与现代伦理的冲突与对接问题 ,在这一过程中涌现了它丰富的理论蕴涵。这值得人们去加以追究 。当然 ,这种比较是复杂以至于在冲突与融会的整个过程中也? 豢赡苋 坑枰郧逦 睦砺鄄 汀N ?nbsp;,从三个视点上去加以把握是值得尝试的进路。一是中国与西方伦理传统中是否共同分享着某些理论话题
。为此 ,考察最具有伦理意味 、且为古典中西伦理学家都高度关注的“中庸 ”话题 ,在这里就变得具有特殊的意义了。二是中西伦理传统中是否具有某种深层的伦理心理的分流 。在此 ,通过中西社会伦理生活中普遍存在的“悔”的道德心理现象的比较分析 ,似乎可以期望对于其中的某些差异加以认知
。三是中国与西方伦理传统中对于社会政治问题的伦理回答 ,是否具有引导社会向不同方向运作的理论诱导力量。就此而言, 中国古典传统的伦理与政治的直接合流 ,与西方现代传统的伦理与法理的紧密关联 ,确实给我们显示出两幅社会政治伦理画面 。

三者 ,在区域化发展的伦理格局被打破以后 ,亦即在通向全球化的伦理发展格局的大背景条件下 ,我们对于伦理问题的反思 ,有了不同于各自传统自身审查传统的正当性与合理性的进路
。因此 ,我们如何可以合理地确认在这种条件下 ,判定伦理道德问题正当性与合理性的方法 ,就成为我们的伦理道德审查必须确立的方法论前提。为此 ,对于我们自己传统的形成过程加以描述性分析 ,对于我们的伦理传统之表现而出的精神特质 ,对于我们的社会与相异类型社会的本质差异加以勾画 ,进而对于一般意义上的伦理学反省方法论问题加以检讨 ,就成为相互依赖的几个问题 。于是 ,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问题 ,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 ,中国文化特质的勾画问题 ,以及伦理思维的理论与实践前提的反思问题 ,就成为伦理学必须直面的基础性问题
。

四者 ,反思传统伦理问题也好 ,检省现代道德问题也好 ,都必须围绕一个我们不得不正视的现代社会背景条件———社会的现代化进程 ,以及支配性地影响这一进程的现代性问题。在这一进程中 ,中国传统伦理或儒家伦理的异变问题 ,才是可以理解的问题 。否则 ,我们大可不必理会与我们的伦理生活毫无关联的其他伦理传统
。现代进程与现代性的挑战 ,正是促使我们检点传统伦理的深厚实践动力。为此 ,我们需要对于现代社会之必须告别伦理中心主义的社会伦理生活格局加以确认 ,也需要对于中国人近代信念的重建问题加以回省 。这样 ,五四就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。并且 ,对于近代以来我们的伦理生活的规范寻求之生态环境的彻底改变 ,加以应有的强调
。从而 ,确立起我们对于传统伦理反思的新型背景条件。

五者 ,基于伦理生活的双面结构 ,即它既是一个在一种伦理欲求的影响下形成的理论结构 ,又是一个在实际地调节伦理生活节奏的过程中形成的现实规范 ,因此我们需要在这两个视角对于传统伦理的现代重构加以分析了解 。就中国现代的思想进程而言 ,现代伦理的重构 ,开始于明清之际的中国文化内部动力的缺损时期 ,而真正动员于晚清社会的崭新理论欲求时期
。但是 ,对于现代化伦理加以有效建设的 ,则是当代的思想家们。这种建构 ,对于思想家来说 ,乃是一个多重努力的事情 。直到现在 ,它仍然在进行之中
。而值得选取出来加以讨论的 ,则无非是三种类型的学者所作出的努力 :一类是自近代以来逐渐占领了理论创造主流地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他们以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 ,以会通古今中外为理论追求 。他们获得了不少的理论成绩
。这中间 ,以近期富有成就的学者而言 ,则推冯契。另一类是以光复传统为己任的现代新儒家 ,就关注问题的广泛性 ,以及在大陆范围内发生了持续影响的学者而言 ,则冯友兰是最值得拿出来讨论的学者 。再一类则是价值的关怀不是特别强烈的社会学者们的吁求
。尽管这些社会学者后来在表观自己的价值关怀时 ,体现出与新儒家趋近一致的立场 ,但是 ,他们以实地调查为基础的伦理论说之值得讨论的意义 ,不受影响。这中间 ,以费孝通的言述最值得重视 。

六者 ,考虑到一切伦理反省最终都要落实到我们现实的伦理生活需要上面 ,因此 ,我们当下的伦理的生活处境 ,就成为我们这种反思的落脚点或归宿点。事实上 ,自 1 978年以来我们逐渐推行改革开放、市场经济等等新型社会举措以来 ,我们的伦理生活格局已经发生了为世人所注目的变化
。问题是 ,我们如何面对这种变化 ,又如何评价这种变化 ,成为我们足以引导这种变化 ,使之朝向良性的方向发展的前提条件。就此而言 ,我们既要反对伦理中心主义的道德决定论 ,又要反对完全拒斥道德理想主义的道德虚无主义 ,在有利于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的基点上 ,对于我们的伦理道德重建之实践的过程加以健康的引导 。于是 ,我们对于中国伦理生活之由私德型伦理变化为公德型伦理的伦理重组 ,予以积极评价 ,对于市场经济带动的道德变迁 ,予以有益的引导
。对于社会开放条件下的伦理抉择方式 ,予以合理的肯定。我们既不以代价论来忽视当代中国道德重建的问题 ,也不以发展论来简单赞美这种变化 ,理性的衡量与理性的筹划我们的道德生活 ,或许可以为我们的“现代
”伦理道德建设添砖加瓦 。六个方面是相互联系的
。只要对于六个方面加以关联性的重视 ,我们之期望中国现化道德生活的有序化 ,就绝对不会落空